档案揭秘：文物流失之殇(2)

1921年，国外有一个“游历团”来京，大批收购文物，之后各国商家纷纷来京设立古玩收购机构，例如日本的山中商会、美国的故都工艺公司等等。宫内的大批文物都是通过北京的古玩商家，辗转卖到日本山中商会、美国故都工艺公司，古玩商则借机大发横财。

溥仪出宫前，由其弟溥杰从宫中窃出大量名贵书画，盗卖给古玩商。共将6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运出紫禁城变卖，绝大部分书画已流失海外。其中，昭仁殿所藏绝大部分宋元珍本都已流失。

1924年5月，“清宫内务府”私自将宫中文物计有瓷、玉、铜、雕器等共1997件（内有玉器420件、金器123件），分三批向盐业银行作抵押借款。第一批是1924年5月31日，借款80万银元，第二批是在6月16日，借款22万银元，第三批是在9月12日，借款27万银元，共借款129万银元，并订有合同。合同到期后，溥仪无款赎回文物，这批文物成为死押。溥仪盗卖文物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声讨。于是溥仪捏造事实，称该批文物除去已经卖给上海舆记公司一小部分外，所存的大部分已经退还，妄图以此欺骗社会各界人士，以平息民愤。盐业银行购得这些抵押的文物后，即将大部分盗运出国，售与英、美、法等国的商人。

档案还记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两个古玩商通过故宫内吴、刘、王、张四大太监和四大王府那王府、庆王府、阿王府、摄政王府里的内部人员，利用各种手段盗卖宫内文物，一部分文物转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另一部分文物则大量流失到美国、法国的事件。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他从宫中又带出一批珍贵书画及文物经天津转东北。1945年日寇投降后，溥仪被俘，所盗物品的一部分被追回，另外一部分珍贵书画1300余件，经转手卖给了长春一带的古玩商、“收藏家”、国民党军阀官僚及北京和上海一带的古玩商，其中，琉璃厂内的八大古玩商购得的最多。

在档案史料中，买货称为“路子”，卖古玩叫“庄口”，宫内称“大门儿”。宫内被盗文物，先是由打小鼓的（走街串巷收破烂儿者）低价收购后，再高价转卖给古玩商家。向外地搜集古玩称“外庄”。外庄有三条道儿。一条道儿是东北地区，另一条道儿是热河。东北的文物主要是由长春一带的古玩商收集买卖溥仪携带散佚到东北的字画，北京琉璃厂八大古玩商也合伙到东北购买。此外，东北的文物还有来自东陵及行宫的，一些喇嘛庙中亦有清宫的古物。还有一条道儿是西北，此路来货最多，主要是敦煌及天龙山、云冈的壁画及雕塑佛像，有盗整个佛像身子者，有盗佛头的，对古文物遗址损害极为严重。

真实版的盗墓笔记

除故宫内被盗卖的文物以外，古玩商还有一个重要的进货渠道，就是通过盗墓挖掘出来的文物。北京市郊皇坟颇多，特别是东郊一带，历史上盗墓屡有所闻。自1930年至1949年，盗墓案就达百件之多。

盗墓匪有组织、有分工、有合作。据统计，东郊一带盗墓匪最多，其次是南郊和北郊。盗墓组织的大头目称为坐地虎，北京东郊的坐地虎名为裴子珍，他控制东郊靳子泉、孙茂堂、郑友培、赵兴武、赵德忠、崔振邦等六股盗墓组织，坐地分赃。盗墓组织控制下的一个盗墓小集团6至10人不等，有的匪首一个人控制着几个小集团。

盗墓集团内部分工明确，有擅长看风水和位置的“先生”和“探子手”，匪首命令他们先通过土质软硬和方位，探明文物所在地点，准备完备的盗墓工具。盗墓者有一定的技术，并配备有武装保镖，成功后坐地分赃。遇到大墓时，各团伙之间互相通气，分工明确，合伙盗掘。盗出的物品多有珠宝、玉器、金银首饰等。盗得的珠宝玉器通过销赃人卖给珠宝首饰行、古玩玉器商人和拍卖行。较珍贵的则通过销赃人或跑城人卖给大销赃头子。因此，北京的古玩商与大销赃头子的关系十分密切。大销赃头子多与日伪、国民党侦缉队有勾结，共同分肥。

盗墓匪、销赃头子、古玩奸商、坐地虎、拉纤人或跑城人相互勾结。拉纤人有大小之分，大拉纤人与坐地虎类似，但势力不及坐地虎，大拉纤人与外地古玩商有密切的联系。大拉纤人中有一部分人的资金很充足，当盗墓匪缺钱时，先出资救急（名为占坑），坑中有出土的货，优先购买再转卖给外地的古玩商。

盗墓匪、销赃头子、古玩奸商、坐地虎、拉纤人不仅在北京勾结，还与全国各地的古玩商人互相串通，联合倒卖古玩。北京的古玩商与河南开封、洛阳、安阳，新乡、甘肃敦煌、安徽寿州、湖南长沙、陕西咸阳、山东、四川等地的坐地虎有密切联系，有时还从车站坐车直接到外地收购古玩。例如，北京的大古玩商岳彬就曾从甘肃敦煌盗卖壁画，也曾到河南洛阳等地盗卖魏朝平纹像等。

文章来源：《低温物理学报》 网址: http://www.mgdazzs.cn/zonghexinwen/2021/0831/5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