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记︱晚清民国上海烟花爆竹燃放指南！(2)

虽然租界态度温和，但有几种烟花爆竹绝对是不可在租界出现。在一份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档案中，记录了有Kaushing（高升），Kio Long （九龙）和Liu Shing（流星）等种类的花炮，这几种可能噪音扰民的“重型火器”被列入租界黑名单。

“高升”，俗称“二踢脚”，在当代依旧颇受欢迎 图片来源：东方网

租界最不能容忍的一种爆竹是——掼炮。它在当代仍十分流行，是小学男生吓唬女生的一大利器，俗称“摔炮”；在民国时期，掼炮更是社会恐慌的来源。1932年1月9日的夜晚，有乘客夹带掼炮一袋，登上大达公司的“大和号”轮船。掼炮在一次不经意的触摸中忽然爆炸，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发出的声响已足以使全船秩序混乱，人们误以为是枪击案发生，争相跳入冰冷的江水中。掼炮更大的恶劣影响产生于街头，三十年代的租界巡捕房有描写：“废历岁底，一般流氓顽童掼炮游戏，成为惯例，大街小巷顽童三五成群，将这炮暗藏袖内，遇闺阁女子则尾随其后，忽然甩出……”可见这类恶作剧由来已久。它在洋人看来显然是很不绅士、很不体面的，着实有伤风化，当处于严令禁止之列，然而事实上巡捕房总无法对孩童执法，街头掼炮屡禁不止。

租界虽有初一到十五可燃放爆竹的许诺，但在民国时期，这个时间并不是固定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废除阴历采用阳历，因此上海市在二三十年代有段时间是元旦起的十五天可以放炮，而春节却不行。八一三事变之后，租界施行夜间戒严，法租界晚五点、公共租界晚六点后，皆不可燃放鞭炮。日伪政府对爆竹尤其敏感，这一用于祛除邪秽的用品，让入侵者们倍感压力。1939年初夏夜，上海观测到难得一见的月蚀，公共租界的华人燃放爆竹驱赶吞月的天狗，这一举动令日本军方感到恐慌，怀疑这是由反日势力在背后指使的示威运动。日方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调查请求，妄图跨区执法。

抗战胜利后商业重建，爆竹同业公会恢复起来，有四十余家爆竹作坊加入公会并向政府注册备案，完整的行规制度第一次公之于众并具有法律效力。同业公会甚至还充分考虑政府的意见，同意不再生产最不受官方待见的掼炮。然而市场并未繁荣太久，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爆竹作坊的工人们首先反抗起来，他们成立“花爆竹业职业大会”，与爆竹业同业公会展开劳资谈判，要求提升待遇上涨工资。而在此之前，同业公会已决定支持蒋经国推行的“八一九”经济防线，表示虽然物价飞涨，但是爆竹价格不会上涨。由此，爆竹业的盈利已难以支撑雇佣劳动力的开支了。

解放之初，新政府接管上海旧有的工商业团体，爆竹业迎来新生，它不再被视为迷信产品而被课以重税。相反，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庆物品被新政府认可，作为地方土特产的代表，获得大力支持。1949和1950年，上海市频繁举办各类游行庆祝活动，在国庆节、建军节、城市解放纪念日，人们在清晨四点就在鞭炮声中醒来，走上街头。到夜晚八点，游行进入高潮，在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的跑马厅公寓楼顶，会有持续一小时的烟花表演。

在这一时期，爆竹业发展迅速，城中的爆竹作坊已上升到五十余家，1953年，同业公会的爆竹商们响应政府号召，将大多数作坊迁到城外的浦东乡镇，仅在城内邑庙区和蓬莱区保留店铺，但这并不代表爆竹在上海市区已不再流行。1956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正值高潮，全城弥漫在欢乐与激情之中，仅当年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全市每天都有数千人排队购买爆竹，本地爆竹供不应求，同业公会每日派人去江阴、绍兴、苏州等地采购进货，据统计，那段时日上海市民平均每天要放掉八百多万响的鞭炮。新时代的爆竹声里，狂欢的上海市民见证了这座城市在经历百年沧桑和战乱之后的重生。

五十年代的上海庆祝游行